毕业的我走在讨债路上 ——《我的大学•后》系列之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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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哈工大建校100周年之际，《我的大学》与《我的大学•后》系列文章也是苏教授献给母校最诚挚的贺礼！
毕业这场静悄悄的屠杀告一段落，人去楼空的空间残骸里，留下了一地狼藉的碎片。几乎每一个宿舍都散落着海量的垃圾，这些余温尚存的个体信息就这样被冷漠地抛弃了，没有人在意这份文献，更没有人把它整理归档。清洁工会用另一种眼光来打量和辨识它们，他们按照材料和形状简单分类。于是一批人的历史切片就这样被粗糙地淘洗损坏了。而信息一旦离开了主体的关注很快就变成了遍地的落叶，等待它们的就只有焚烧、清扫和腐烂。我几乎是最后一批离开现场的毕业生，目睹了这种失落和仓皇。我像一场浩劫下存活下来的个体，几天之内不断重返现场感受那种空旷和孤伶。好奇怪的一批年轻人，大家一边惜别一边抛弃，一边展望一边回忆。
我的妈妈从千里之外赶来，在最后这一段时间里一直“陪着我”，但她的到来让我手足无措，因为她是受父亲的指使用中国特有的方式来给校方施加压力的。他们希望我能回到故乡就业，然后按部就班娶妻生子，再慢慢地陪他们老去。他们哪里知道我实在不愿意回到故乡，童年、少年时代的几次叛逆其实都是在一种强烈的逃离意识的驱动下而产生的爆发，每一次都来势凶猛，每一次都展现出巨大的能量。离开故乡的四年，已经让我看到了世界的博大和文化的多元，我对未来还有很多欲望、很多想象，绝不肯回到母体中被那种可憎的熟悉窒息而死。善良的妈妈没有强行干涉，她早已看透了一个不孝之子令他们伤心欲绝的动念。所以感觉她去系里拜访系领导陈述让我回乡理由的时候，也就是为了敷衍在后方坐镇指挥的父亲。
1. 妈妈的另一个使命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对于中国的所有家庭而言，远道出门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事情，需要佔用家庭开支很大的一部分。于是在那个时候，聪明绝顶的中国人民就尽量的把自己的事和公家的事搅合在一起，以便利用出差的机会来处理各种私事甚至是旅游观光。在各个单位里就是这样，大家心照不宣相互关照着，当家作主的感觉真是美好。爸爸逼迫妈妈来哈尔滨就是为了给我的学校施加压力，但是他又不舍得花费这么大的一笔开销，于是利用职务之便帮妈妈找了一个苦差——讨债。
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基础设施建设节奏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金融支付就出现了诸多断裂。国营企业之间在支付方面出现了相互扯皮、相互欠款，但还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三角债”。到了之后的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三角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严重制约了扩大再生产。爸爸给妈妈找的差事竟然是去找那些拖欠贷款的国企要账，“讨债”这个概念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是个带有原罪色彩的词汇，因为从小通过样板戏和连环画就知道恶霸地主黄世仁讨债逼死了工商小业主杨白劳的故事。爸爸让妈妈来讨债则是不同国营单位之间的债务之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亲兄弟也得明算帐啊。当时他负责的一个研发机构和许多国有大型制造业企业都有合作，其中就包括东北的很多国有大型企业。当时他们为这些提供了一些机械设计服务，并制作了设备的样品用在生产中。但是其中有一些项目成果都交付了，钱却没回来。于是爸爸就让正逢暑假的妈妈帮助他们单位来东北讨要货款，这实在是一个苦差事，尤其是对于一名教师而言。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人民日报》有关“三角债”的报道▲
妈妈先绕道哈尔滨，当务之急是到建工学院给学校施加压力，逼迫我乖乖就范。刚来哈尔滨时妈妈住在我父亲最要好的一个大学同学的岳父家里，那一家人都是铁路系统的，身居要职，住房宽绰，地点离学校也就一站地的距离。那时候铁路局职工宿舍的建筑品质和区位都是比较好的，那个熟人住在位于松花江街和瓦街交叉路口的一座板式住宅楼上，楼下是一个街心公园。这个地块我很熟悉，在大三做旅馆设计的时候场地就选在这里，因此曾经在这里做过场地测量。但是一个场地的因素绝不仅仅是空间上的环境关系，比如道路、植物、水体这些自然的或交通的因素，以及社区的人文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妈妈住在那里的时候我从她和房子主人的聊天中听到一些趣闻，令人啼笑皆非。听那位长辈介绍说，街心公园是附近老年人的聚集地，主要是因为有一个老年人露天交谊舞会。老年人的社交活动是一个社会建设中必要的关注点，有利于这个社会群体的心理健康。但是这个街心公园里的交谊舞文化却有点走偏。不知为什么这里的老人们竟然培养起一股当时社会上主流舞厅里盛行的乖张气息，眉来眼去，争风吃醋，是非不断，有时候为了争抢舞伴甚至闹到了大打出手的地步，可见此地民风之烈。
沈阳（1992），谢军 摄▲
1992年，黑龙江哈尔滨，小美容院顾客盈门。（选自安哥《结图纪事》摄影集）▲
《氧吧》，1990年5月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出现了当地最早的一家氧吧。王大斌 摄▲
后来妈妈搬到了介乎于火车站和学校之间，哈尔滨铁路局开设的一个宾馆里。同住一个房间的室友是一个从牡丹江来哈尔滨看病的中年妇女，得了严重的红斑狼疮。妈妈有心事，而这位阿姨有病痛，于是她们两个很快就成了朋友，无话不谈、互诉苦衷。那个阿姨是由一个自称是她丈夫的中年男子陪着一起来哈尔滨的，但是她一直怀疑这个男人背着她有其他女人。有一次她把自己的疑虑和妈妈讲了出来，并恶狠狠地发毒誓说：“他要是敢那么做，我就杀了他！”望着对方信誓旦旦的样子，妈妈吓了一跳，她算见识了一下东北女性的泼辣和彪悍。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在旅店的门厅里，我见到了那个男子，中等身材，头顶微秃，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见了人就马上满脸堆笑，一看就是一个脾气好的男人。
这两件非常性的事情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深刻，它们完全超出了我对社会的想象力。由此感慨校园之外的社会口味之重，令我这个即将涉足者望而生畏。我隐隐的意识到社会的复杂性和其粗糙的质感，那都是自己将要面对的东西，说不上好坏，只是在感觉上令我敏感的神经乱作一团。
2. 讨债路上
办完复杂的离校和入职手续之后，我已经身心疲惫，非常想找个僻静的地方休息一下。但是没有人能逃脱命运的鞭挞，在一个时期内该承受的苦难就必须承受。接下来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在等着自己，那就是陪着妈妈去“讨债”。
东北的大型制造业企业非常集中，大多数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都是工业城市，尤其是辽宁省，沈阳、鞍山、大连、本溪、阜新等不是重型制造业就是矿业为主，城市经济类型单一，风格相似。我们的讨债路线就是先到沈阳再沿着刚开通的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沈大高速，逐个城市去讨债，最后从大连回山西。
讨债路线▲
讨债路线（辽宁境内）▲
去沈阳的火车票是哈尔滨铁路局的那一家熟人帮着买的，因为他们在铁路部门得到了比较好的关照，火车到沈阳大约九个小时，虽然杀鸡用了牛刀买的是硬座，但熟人给买了靠东一侧面对面靠窗户的两个座位，充分显示了社会关系方面的实力。火车上的广播除了报站名之外，就是播送歌曲和相声，以往即使那些听腻了的相声也会令人捧腹大笑，以此打发无聊的时光，而这一次我兴致全无。车里竟然在播放崔健的《一无所有》和杭天琪的《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红高粱》上映之后这种具有地域色彩的粗旷型歌曲开始风靡一时。不知为什么《一无所有》瞬间触动了我，让刚刚圆满结束大学学习，获得优秀毕业成绩的我万般失落，望着窗外烟囱林立的一个个流动中的都市轮廓，我似乎看不到未来。
辽宁是中国重工业最发达的省份，在改革开放早期，这里呈现出工业基础雄厚，计划经济强势的特点。八十年代后期，有一首歌唱沈阳的歌流行歌曲盛行关外，名字叫做《沈阳啊我的故乡》，歌中唱到：“沈阳啊，沈阳啊，我的故乡，马路上灯火辉煌......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屹立在古老的沈阳......”这首后社会主义风格的歌曲，直白爽快地道出了沈阳人民奔向四个现代化的豪情壮志，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
火车到达沈阳以后，我和妈妈紧接着就乘坐客运大巴奔赴第一个债主所在的城市——鞍山。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对它的认识就只是通过八十年代早期的几个红遍大江南北的评书人物，如：刘兰芳、陈亲远、还有单田芳等人，才得以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个讲故事人才辈出之地。后来上政治课每每炫耀国力的时候，老师经常会提到鞍钢，因为鞍钢也就知道了鞍山是鞍钢的所在地。
那个时候对鞍山还有一种想象，即它严重的污染状况。由于我的家乡也是一个重污染城市，所以比较关心共同落难的兄弟。太原、鞍山曾经一度名列中国重污染城市排名榜的前两名，所以在我想象中鞍山一定也是一个暴土扬尘浓烟滚滚的城市。在由沈阳去鞍山的大巴上，我们路过辽阳，那些高耸入云喷吐着黄色烟雾的大烟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想这或许是一个序曲，鞍山一定将给我们展现出一幅更加壮阔更加浓重的工业污染景象。
1980年代，飞机在300米高空从沈阳青年大街彩电塔往南拍照。刘生生 摄▲
1989年，辽宁省沈阳市，市政府广场上自行车与机动车自由通行不受限制。谢军 摄▲
技术改造中的鞍钢，来源《人民日报》，1984年7月1日▲
3. 鞍山
到达鞍山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长途汽车站里到处都是举着招牌甜言蜜语的皮条客。走投无路的我和妈妈被这些招揽生意的“热心人”忽悠到了客运站附近的一个小旅店里。小旅店当晚居然停电，小门厅里黑灯瞎火的，柜台的阴影里坐着一个消瘦的男子，尖脸上一副方框眼镜反射着摇曳的烛光。这汉子看着我们几位涌进门厅的客人，立刻来了精神，从身后抻出一个登记薄甩到柜台上扯着浓重的鞍山口音说：“住店登记！”老板娘则是个浓妆艳抹的少妇，烫着满头卷发，穿着一件白色T恤和几乎齐腿根的短裤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她吵吵巴火地向客人们问这问那，帮助柜台内的男子登记客人信息。轮到我们登记的时候，她斜了我和妈妈一眼问道：“是夫妻啊？来个双人间吧！”
八十年代后期住旅店已经不需要介绍信而改用居民身份证了，每逢住宿登记需要出示身份证的时候，我就非常不情愿地拿给对方。因为那一阶段身份证的摄影不知什么原因，会把所有人拍的像通缉令上的逃犯。我对身份证上自己的照片相当不满意，就用碳素墨水的钢笔把自己的头像给改造了，我在那个变了形的脸上加了胡须，并把发型改成了流行的爆炸式，看上去更加邪恶了。所以每次遇到这种事情都要费一番口舌向店方做解释，以洗清对方的重重疑虑。但这种形象在特殊的场合下也有其优势，比如类似菜园子张青和母夜叉孙二娘的新龙门客栈里，恶相倒也是一种保护。
这个旅店像是开在棚户区，街道上乱七八糟，建筑歪歪扭扭，房间品质更是低劣。十平米见方的小屋，矮小昏暗，墙上没有窗户。作为一个为旅客接风洗尘之地，房间内设施简陋，床铺不洁，并且房间里的灯还坏了。看得出妈妈有点害怕，担心住进了黑店。我倒是完全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顾虑，因为在哈尔滨就和这类个体户打过交道，另外自己身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这种社会品相的习性。我跑进跑出查看开水房和厕所的位置，并扯着嗓子喊服务员要打开水的暖壶，然后就一直忙着和他们交涉修灯和电风扇之类的事情，最终那盏破台灯终究还是没能回光返照。于是我只好作罢，待到向老板娘讨教了一下明天去讨债的交通路线后，就在黑灯瞎火中睡去了。
八十年代的鞍山，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还叫做“摩电”和“二八大踹”。佚名▲
鞍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在同行业中举足轻重。此外它的历史悠久且辉煌，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成为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冶炼和制造企业。鞍山这一个城市是典型的重工业城市，它的气质形成与企业生产和生活的模式密不可分。走在这个城市里，许多区位的感受都会让我想起我的故乡太原。
有一天在去欠债的那个工厂的路上，我们路过了很长的一段只有围墙没有任何出入口和店面的道路，走在其中感觉自己像是活塞中的颗粒，非常压抑。在厂区里，那种机油的气味、机器的轰鸣、还有那些超大尺度的大建构和刷在墙上的标语都让我感觉既熟悉又陌生。距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有距离，但是人们已经懈怠了，热火朝天的场景或许永远都是一种建立在期待之上的想象。这种大型国有企业的场所精神之间拥有同样的血统，人文气质方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斑驳的墙体或楼体标语，红底白字的条幅，街道旁的阅报栏里当天的报纸；厂区内的工人和干部都穿着蓝灰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肩膀或脖子上搭着一条已经看不出底色的毛巾，他们用大号的搪瓷水缸喝水，大嗓门儿说话。
在鞍钢的生产战线上，来源《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5日▲
今日鞍钢，来源《人民日报》，1978年6月11日▲
在一个大型车间旁低矮的办公室里，一个长方脸型的负责人接待了我们，当时国有企业之间相互的尊重还是有的。那个小头目客气地问了一下事由和项目名称，就让属下去库房核查。这期间他就和我们闲聊了几句，当得知我是应届的大学毕业生时，这直爽的汉子眼神中竟然闪过一丝羡慕的神情。但听说我留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又表现出少许的遗憾和疑惑。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生还是非常紧俏的，但教师的职业却依然游离于社会热点之外，清苦而又劳碌。这种语气和表情上急速的转变，进一步增加了我在毕业分配这个环节上的失落感。而对妈妈来说，这种打击恐怕更会加重许多罢。
一杯清茶还没喝完，一个瘦小的材料管理员就拿着一本清单进来，说已经查到了从太原寄来的设备，但一直搁在库房里没有使用。然后那位负责人就和妈妈承诺说让我们先回去，过几天他们就会给我们办理相关的手续。在80年代的时候，企业之间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承诺还是比较靠谱的，不像十年之后尔虞我诈大规模的爆发。感觉在那种特殊的且有见证人的场合之下应允的事情，应该比文革时候人们相互起誓时说的“向毛主席保证”还要靠谱。
老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向杨白劳讨债片段▲
如释重负般从铁西区的工厂出来，我又仔细的打量了一下鞍山这座城市工业区的样貌，我觉得的确那和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有几分相像，但是污染的情况是超乎预料的，完全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总体上感觉鞍山这个城市的面貌朴实无华，社会生活还是非常有序的，但其产业单一以及计划性过强是个严重问题，会令人对未来丧失了想象的空间。就像那一段没有任何出口的被围墙规定的道路，使人感到压抑和乏味。这地方总让我联想到家乡，难以想像自己如何在这样封闭的环境中生存。
从工厂出来之后，重新穿过了那条两侧封闭的路段，路的尽头是一条略显繁华的主街，这时候也到了午饭时间，我和妈妈就在附近寻找吃饭的地方。东北的饭店那个时候有一个标志就是在门口挂幌子，饭店的水准和实力会体现在幌子的数量上。我和妈妈在讨债过程中虽有报销一说，但基本上是选那种挂着两个幌子以下的小饭馆。因为八十年代在外吃饭还是一件开销很大的事情，而出差虽然可以报销，但也有一个标准，于是每一次我们会参照补贴和报销的标准去点菜。看到了一个窗明几净没有幌子的餐馆时，我们就走了进去，在鞍山这样的制造业城市里，饭店消费还是要低于哈尔滨这样的商业发达城市的，而且店家给的分量很足。记得那也是我们吃的最丰盛的一次午餐，除了一荤一素两个菜以外，我们还点了一大盘黄瓜鸡蛋紫菜汤。
与枯燥沉闷压抑的氛围相比，八十年代的鞍山人从十年浩劫中苏醒，从混沌迷茫中回归人性，迎来百花齐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佚名▲
80年代的鞍山，佚名 ▲
差事完成之后，我们换了旅店继续在鞍山住了两天。后来住的那个旅店是国营的，位置、形象和卫生状况都好了许多。旅社紧邻一个光明正大的街心公园，公园里边郁郁葱葱的绿植，崇岩叠嶂的假山和铺装整洁的步道、广场，大大改善了我对鞍山的印象。我甚至想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本连环画里的几个画面，烟囱和公园曾经是理想社会的两个符号，过去从未想到把二者对立起来。这里成了我详细观察这座城市市民风貌的地方，于是每天早晨和黄昏，我都会陪妈妈来这个街心公园和广场转悠，与此同时也总能看到当地人带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在这个地方遛弯儿，我想这是当时中国社会家庭生活的一种主要模式吧。家庭的观念约束着个体的分裂、出走，温情的表象之下有另一种残酷隐藏着，而唯有对此敏感万分的我才能看到。同时，我发现在这个城市的街心广场，人们衣着整齐，姑娘们一个个身材高挑，皮肤白皙，妈妈对此赞口不绝，我也感到甚为养眼。
离开鞍山之前，我们还抽空去了一趟千山。千山的景观形态令我诧异，如此秀丽奇特的风景和深藏在崇山峻岭之中的古刹名寺，让人很难把它和一座北方的钢铁城市联系起来。街心花园、小广场、千山景区是我最后看到的景观，它们和简陋的小客栈、妖艳的老板娘还有那条逼仄的街道共同拼合成我对鞍山的映像。很多城市就是这样在我人生的旅途中一晃而过，短暂停留，但却不曾忘记。
千山龙泉寺，始建于唐朝，寺院在山腰中，依山而建，倚峭壁，松林古树环抱，清幽之极。来自图游华夏网▲
4. 营口和大连
营口是一个没有高层建筑的城市，和沈阳、鞍山比较起来显得散乱和从容。但规模不大的火车站附近也是一样的嘈杂和混乱。这里是外地人的世界，我和妈妈住在了火车站旁边的一个二层楼的国营旅社里面。80年代，除了涉外宾馆之外，人们大多数的旅行住所都是那种集体共用的卫生间和浴池，混居型客房的那种旅社或招待所。介绍信的制度已经放宽了，因为很多时候房源不足，有介绍信也未必能有房间。而且这个时候市场经济正处于厚积薄发的阶段，个人属性的购销中介大量出现，开始跻身市场经济开闸泄洪的奔流之中。工业制品的紧俏，让这些人蜂拥而至生产原材料的城市，像地处火车站附近的旅社更是人满为患。
一般来说，旅社里的标准化客房至少要住四个人，档次高一点的房间住两个人，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像传统的车马店似的居住形式，一个大通铺上睡满了互不相识的人。但那个时候人和人之间还是充满了信任，住在一起的人们本能的需要交流，需要相互安慰。妈妈的性格随和，很快就能和一个房间的室友熟起来，通过交流也就分享了很多信息。估计她也向别人诉了不少苦，尤其在我的毕业分配这件事情上，因此每次去找她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同一个房间的人在仔细打量我。这一次妈妈的室友是个做生意的人，好像已经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进进出出有好多人来找她，其中一个就是被她吹嘘得像神一般的弟弟。
这个神通广大的弟弟其实就是一个采购员，因为人脉广、脑子灵光，手中控制着许多供货的渠道。他的姐姐住在旅馆里就是在等着他跑钢材的指标。每天纷至沓来的那些人属于他姐姐的下线，都眼巴巴地等着她的消息。这位阿姨和妈妈吹嘘说，这一次有四十多万的生意，已经到了成功的边缘了。这么大的生意额度的确把妈妈惊得够呛，我们这一路走来讨要的债款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后来我终于幸运地得以一睹这个“弟弟”的尊荣，一个傍晚我喊妈妈外出吃饭，看到那个房间里多了几个人，妈妈向我介绍说室友的弟弟来了。那是一个个子高高瘦瘦的年轻人，看起来不到三十岁。留着三七开的偏分，嘴上一小撮胡子呈八字形，小尖脸儿，眉目还算清秀。小伙子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下摆扎在裤腰里，看起来蛮精神的。这家伙手上戴着的那块手表引人注目，有着硕大且五彩斑斓的表盘。后来我才知道，那表是日本产的“天霸”，时价近300元人民币，戴着它闯荡江湖，非常应景。我上前握手，打了一个招呼，他也客气地寒暄了几句，然后就带着几个跟班的扬长而去。他的忙碌和我的无所事事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现象和国家层面鼓吹的知识、人才的稀缺形成了具有极具讽刺意味的反差。
营口的事情办得最顺利，所以印象不深。一般来说城市小了，人与人之间就更加客气、更有人情味道。但下一站可能将是最不容易的，那就是东北赫赫有名的大城市大连。大连人的骄傲感在东北是出了名的，不仅经济发达，城市风貌独特，人也漂亮时尚。中国地区之间的歧视其实蛮普遍的，口音、着装、生活习惯都会成为相互看不起的借口。
去大连需要在大石桥乘坐长途汽车，然后上了沈大高速公路一路向东。在巴士上人们都在议论我们正在其上行驶的这条公路，原来这是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公路的确有些特点，它全程封闭，设施先进，堪称中国交通现代化的楷模。一路上畅通无阻风驰电掣。没有红绿灯，没有非机动车、没有路口和人行横道。高速公路上的汽车很少，车行速度很快。我预感到这种公路形式将会对中国的未来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缓解铁路交通的压力。
沈大线示意图 张雅文 绘，人民日报1990年8月21日▲
“神州第一路”（沈大高速公路），新华社记者 张小龙（摄），人民日报1990年8月21日▲
快到大连的时候，沿途的风景开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密集的工业建筑、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森林慢慢消失了。不同于沈阳和鞍山等重工业城市金戈铁马般的沉重气质，大连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它整洁、开敞、明亮，一派时尚浪漫高逼格的抒情模样，有“北方明珠”之称。殖民时代的规划和建设对这座滨海城市格局的影响至关重要，加之结合多变的地形，碧海蓝天，屋舍齐整，山峦起伏，看起来愈发生动。日俄殖民时期多元化风格的建筑，展现出当时世界其他板块的发展风貌，也使得它在整体风格上有别于长春、哈尔滨这两座分别体现日式和俄式色彩的东北大城市。城市中有轨和无轨电车并行，纪念性雕塑分外抢眼，大量环岛盘卧其间，这样处理交通的规划方式令街道更加开阔。大连人身材挺拔，衣着齐整，气质令人交口称赞。大连人的口音在东北也是独树一帜的，保留了浓郁的山东胶东半岛一带的特色，发音吐字的时候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与殖民相关的意识中的矛盾以及复杂心理，共同铸就了这座城市的性格。我当时所接触的大连人给人一种牛逼哄哄的感觉，略微不招人待见。
大连的“债主”是大型国企大连钢铁公司，地点在甘井子。从车站去甘井子讨债需要换乘几次公交。我对那个大型国企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唯一的讨债记忆还是大连钢铁公司办理相关事务的人员态度，不太友好，使用了一些奚落的语言。听到我们来自太原矿山机器厂，一个烫着发、敞着怀的小办事员走出办公室，在院子里大声和同事嚷嚷道：“看啊，矿机的人终于睡醒啦！”......其实此次“催债”本来就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事情，打几个长途电话就行了。这样千里走单骑讨要万把块钱甚至千余元的贷款，的确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另外妈妈是个教师，脸皮薄，的确干不了这活儿。
《中山广场》大连中山广场位于大连市中山区，总面积2.2万平方米，直径168米。广场呈圆形辐射状，有10条大路从这里向四面八方辐射。图为1984年的中山广场鸟瞰。吕同举 摄▲
大连街道，佚名▲
到大连旅游时必须的。大连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杀器在于它视野中的大海，从黄土高坡到黑土地都是内陆地区，太原的汾河当时就是一条常年干涸的季节性河流，哈尔滨的松花江倒是波涛汹涌、抒情浪漫，但江南江北的距离也就是一条壮汉扑腾二十分钟的样子，其格局何以与大海相较。但大海对我来说太抽象了，多是文学中的描述，比如高尔基的海燕，他把大海描述成一个恐怖十足的鬼样子。一些电影里不乏大海的形象，但在电影院里感受不到迎面扑来的海风和海风中的咸味。
当我第一次站在老虎滩公园的海边时，像一只受到震惊的土鳖呆立在沙滩上，那种全身的震撼难以用文字表述。它要比我想象和期盼中的还要美一百倍。碧海澄空，沙鸥翔集，海浪阵阵，像巨大的康拜因联合收割机翻转的筛斗迎面而来，将人们凌乱的脚印和孩子们堆筑的沙塔悉数抹去。天海一色下，我置身于一个从未体验过的极简画面之中，想把体内、思想中所有杂七杂八的东西倾倒出来，让海水淘洗，让思想放飞。海边不乏像我这种第一次看海的傻逼，但如此惊呆的只我一例。
苏丹，于大连海边，1988年▲
几个年轻学生在欢唱《大海啊故乡》，几对中年夫妇更猛，索性脱掉外衣，穿着内裤直接投入大海的怀抱。内衣的质量无法抗拒大海汹猛的剥夺，立马稀松八池地贴伏在身体的关键部位。那些生动的细节立刻显露无疑，然后引起沙滩上人们的一阵哄笑。但人在海边的丑态还是没有影响我对大海的美好印象，从此到海边去成了我一生的梦想。
歌曲《大海啊故乡》（1982 上映的电影《大海在呼唤》主题曲）▲
1987年，大连市，假日的海边。谢军 摄影▲
《海边初现“三点式”》在如今这个被时尚和潮流裹挟的年代，海滨浴场内随处可见的“三点式”泳装已经使人产生了审美疲劳。然而在1983年7月的星海公园海边，一群来自俄罗斯的年轻人、特别是其中一个姑娘穿了“三点式”泳装而遭遇了周围游客的层层围观。王大斌 摄▲
客栈里总是有很多的话题和故事。在大连，我们依然住在靠近火车站和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个旅馆空间狭窄、拥挤异常，像是私搭乱建的那种小房子。房间里的床是那种上下铺，一个房间可住四个人到八个人不等。住客们通常来自五湖四海，我所住的那个房间里的人就来自东三省不同的地方。选择住这种位置的小客栈的人，往往是为了方便去买车票或者船票。大连地理位置特殊，如果选择铁路交通，要兜一个大圈子才能回到华北，相比之下坐船就比较便捷。在那个特殊时期，中国的基础设施还非常落后，无论是铁路、公路、还是轮船，每一个门道都是一票难求。夏季里大连气候凉爽宜人，因而正处在旅游旺季，买票的难度堪比登天。住同一个房间的人们，有的匆匆离去，有的滞留很多天，而滞留的原因大多数也是因为买不到票。
基于这种共同的困难，我很快就和同一个房间里的那些被困在大连的人混熟了，大家每天相互通报关于票务方面的信息。其中，一个吉林来的年轻人和我交流较多一些，这个人年龄应该比我大10岁左右，中等个头，一张紫棠色的脸，面部表情阴冷，身型精悍，穿一件黑色的T恤和肥大的裤子，一看就是个混社会的人。他好像没有什么目的似的整天在大连闲逛，也不急着离开。有一次客栈里的两个客人打架，一个来自沈阳的壮汉把另一位客人用弹簧刀刺伤了，弄得旅店老板一顿忙活然后各方调解。几天之后这件事情终于被调解成功，在那个沈阳壮汉回客栈拿行李时，吉林这个年轻人还带我去跟他见了一面。
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我看到了这个沈阳人，身板壮实，长相帅气。他的老婆也长得漂漂亮亮高高大大的，在旁边利落地帮他打点行李。几个年轻人随意地聊着，虽然并不熟悉，可相互之间并未有什么防范。现在想来这也是当时社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普遍状态，总能感受到莫名的自由和开心。这种事情反映出来的另外一个苗头就是，因为经济的活跃激发了社会的另一种能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法规的缺失，以及既有的社会基础总是能勾兑出一些令人始料未及得新生事物。有一些事物令人振奋，也有一些令人忧心忡忡。
（未完待续...）
感谢：
谢军提供摄影作品，并帮助联系其他摄影师获取相关影像资料；
王大斌、吕同举、高相、刘生生、管小平、苗业提供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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